面试热点：幼儿园为何成了“药儿园”

　 事件概述

　　2014年3月6日，陕西省西安市曝出两所幼儿园长期喂食儿童处方药“病毒灵”事件。3月10日，西安市政府对该事件进行了通报。通报指出，公安机关现已查明，西安市宋庆龄基金会枫韵幼儿园、鸿基新城幼儿园为了提高出勤率，避免过多地向家长退费，私自提前给儿童服用处方药。因为如果儿童因病缺勤，就要按照缺勤天数给家长退还部分费用。退费的依据是《陕西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根据细则，实行按月缴费的幼儿园，幼儿当月在园天数不足当月法定工作日数一半的，应退还50%的保教费，服务性收费则按未服务的实际天数据实退还。为提高儿童出勤率、保证幼儿园收入，园方决定使用“病毒灵”，以提高儿童对病毒的抵抗力。“病毒灵”，专业名称“盐酸吗啉胍片”，洋名简称“ABOB”，这是一味连成人都要依医嘱才能服用的成人抗病毒药。根据药物说明，这种药物所含的吗啉胍成分能抑制病毒的DNA和RNA聚合酶，从而抑制病毒繁殖，用于流感病毒及疱疹病毒感染，其不良反应可引起出汗、食欲不振及低血糖等。

　　据媒体报道，枫韵、鸿基幼儿园喂药历史长达五年，冒用其他医疗机构名义，从4家医药批发零售企业先后分10次购进“病毒灵”5万多片。经公安机关对原枫韵、鸿基两所幼儿园保教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300余人次的调查询问及取证，大部分人陈述给幼儿服药的时间是每年春秋两季换季时，具体为春秋两季各选一周。小班、托班的孩子每次半片或一片，将药片溶进白开水，每天一次，一周连服两天，一年两周共服2—4片。大班、中班每天一次，一次一片，一周连服三天，一年两周共服6片，把药片发给孩子用白开水服下，一般安排孩子在上午10时服药。遇到传染病高发期，幼儿园还会增加服药的次数。

　　西安市警方分别在12日以涉嫌非法行医罪对两所幼儿园的法定代表人孙某、枫韵幼儿园执行园长赵某、保健医生黄某等3人予以刑事拘留，13日对另一所幼儿园鸿基新城幼儿园副园长赵某及保健医生等两名涉事责任人以涉嫌非法行医罪刑事拘留。

　　在西安“喂药”事件还未平息之际，吉林和宜昌等地又有幼儿园爆出喂食“病毒灵”的事件。3月16日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芳林幼儿园被调查确认向幼儿喂食“病毒灵”，3月18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馨港幼儿园被警方确认购买并使用“病毒灵”，3月21日湖北省至少又有两所幼儿园被曝“喂药”，其中宜昌市伍家岗区金贝幼儿园涉事的法人代表已被警方控制。目前，大批涉事幼儿已在家长陪同下赴医院体检。

　　陕西省西安市两家幼儿园、吉林省吉林市芳林幼儿园、湖北省宜昌市馨港幼儿园和金贝幼儿园违规给幼儿服用“病毒灵”被本报等媒体相继曝光。对此，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近日联合发出通报，要求各地组织力量开展幼儿园、中小学校健康服务管理的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行政区域内幼儿园是否有违规组织幼儿群体服药的行为。

　　 模拟题

　　2014年3月，陕西西安市、吉林省吉林市、湖北省宜昌市等地，相继爆出幼儿园给幼儿喂处方药“病毒灵”的消息。西安等幼儿园喂药事件发生起因于园方希望保证幼儿的出勤率，提高收入。造成的后果是许多孩子出现肚子痛、心慌、多汗、皮肤痒、呕吐、头晕等不良身体反应。请针对当前越来越多的“病毒灵”喂药事件被曝光的现象，谈谈你有什么看法?

　 参考解析

　　西安等地幼儿园喂药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园方为了提高幼儿出勤率、保证学校收入，强行给幼儿喂服处方药的做法，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幼儿教育从整体上出了什么问题。喂药事件已经给孩子们和家长们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该事件背后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幼儿学前教育和医疗的问题，应该引起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幼儿园为何成了“药儿园”，究其原因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共管理部门尤其是教育部门和医疗卫生部门在对幼儿园的管理上存在失职。当前，我国学前教育没有纳入义务教育，办学途径多种多样，在学校内部管理建设方面存在很大欠缺。同时，各个地方的学前教育行政部门里面监管人员很少，有些地方没有专职人员进行监管，也没有人对学校的具体办园情况进行监督。此外，医疗监管也存在漏洞，幼儿园长期给幼儿集体服用处方药涉嫌违法违规，幼儿园和医药监管部门等都难辞其咎。

　　第二，教育体制的不完善，学前教育投入的欠缺。从整体来看，我国的学前教育有着较大的需求量，而国家及地方的投入仍显不足，对学前教育本身重视不够，地方有关部门也没有具体人员监督学校依法办园，导致学前教育成为整个教育的短板。另一个方面，民办幼儿园采取完全市场化的运作，学前教育机构过于商业化，人员招聘较为随意和频繁，部分私立幼儿园的开办者将办园作为牟利的方式，不把孩子的安全放在首位。这也是当前中国学前教育机构伤童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很多民办教育幼儿园本身就不具备办院资质、存在安全卫生隐患等，但是社会存在着旺盛的需求，地方有关部门又无法提供满足这样需求的幼儿园，故而为一些不够格的幼儿园的存在提供了空间。因此，整体投入的缺乏，导致不合格幼儿园大量存在。

　　第三，基层医疗机构在民办幼儿园“缺位”。“喂药”事件是一个系统性社会问题，民办幼儿园在社会办学的比重逐年增大，教育、卫生等多部门应统筹规范和管理民办幼儿园的发展。其中医疗机构理应承担守护孩子健康的重任。但是多地同时曝出幼儿园违规操作、保健老师非法行医的“喂药”事件，说明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的失守和缺位。同时，也凸显出了当前儿童医疗卫生人员的短缺，正因为儿科医生的稀缺，使得幼儿园、学校在招聘医务工作人员时降低了门槛，导致医务人员专业素质和职业水平难以达到要求。

　　第四，退费制度背后的利益驱动，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民办幼儿园最主要的收入就是学生的保教费用，因为大部分地区民办幼儿园没有政府补贴，仅少数地区的政府下拨一些费用。因此，学校只能通过提高学生出勤率的方式，来保证学校的收入，以维持学校正常的运行费用。同时幼儿园教师的绩效、收入也与学生出勤率挂钩，个别学校图的不只是入托费用，还隐藏着药品试验费用等隐性收入，因此经济利益的驱动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公办幼儿园多为政府出资，幼儿园无需获取经营利益，这种现象就极少发生。因此，这也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不平衡的突出体现。

　　第五，幼儿园办园数量和规模盲目扩大，办园规章制度与幼儿园监管体系没跟上。当前，各地大力发展幼儿教育无可厚非，但如果幼儿人数过多，而幼教、保育员和保健医人数有限，幼儿园的工作就很难做细致，容易出现漏洞，引发卫生或安全事故。这也是上述幼儿园集体使用“病毒灵”的原因之一。一些幼儿园有一定名气之后，便声称要普及优质教育、开设各种分园，但目的还是为了盈利，办分园以后管理不过来，较容易出事。

　　第六，食品药品安全制度不完善，处方药的流通存在漏洞。“病毒灵”，属人用抗病毒药，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一度引起不小的风波。目前我国关于药品管理的法律不断在修改，但处方药的生产、流通及销售等环节一直缺乏有效的约束。学校大量拿药本身是违反规定的，目前我国有明确规定开药的天数。但一些制药企业和药房没有按规定管理好药品，从购药到保存直到最后的服用环节无人监管，导致“喂药”事件屡屡发生。

　　第七，儿童保护意识缺失，家长维权意识淡薄。家长们没有拿起法律的武器去主动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且平时不注重和孩子进行沟通，从而对孩子缺乏了解。

　　第八，违法犯罪成本低。幼儿园给幼儿喂药，从法律上说确实存在难定罪的问题。即使定了非法行医罪，最后的结果可能只对涉事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起不到震慑作用。

　　鉴于以上几点，我认为，要想保证祖国的花朵不再经历这样的事件、保证广大儿童健康成长，需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管理部门加强监察。教育监管部门与监管人员，要严格审查对幼儿教育的办学资格，对从业人员必须进行资格考试，定期考评，同时建立职业培训制度。不管公办还是民办，只要幼儿园一经设立，管理部门就要纳入日常监管，比如定期、不定期的抽查、严格规定幼儿园的班级数量以及各班的人数上限等。要规定幼儿园办园的资格期限，每过一段时间都要进行验收。如出现问题，可取消其继续办园的资格。

　　第二，加大投入，政府大力扶持学前教育。当前，我国大办公立幼儿园既不现实，也不是一个好办法。因此发展学前教育，还是得以市场为主，用市场的竞争来优胜劣汰。但是，政府得加强监管，同时尽量给民办幼儿园提供资金补贴，加大对幼儿园的投入，使它成为符合要求的幼儿园，把学前教育纳入教育基金会的预算，从根本上消除不合格幼儿园存在的土壤。例如，政府出资，培训教师、保育员，组织业务进修，提高学前教育整体人员素质等。

　　第三，完善学前教育制度。建立学前教育制度，在地方有关部门里应该有专职人员对学前教育进行审批，同时对规范办园进行监督。在教育资源不平衡的情况下，政府应考虑将民办幼儿园的管理、检查和公办一样对待，以便让所有孩子都能够被保护。地方大力发展幼儿教育的同时，也要保证教师质量，并完善办园的规章制度与幼儿园监管体系。

　　第四，加强行政部门对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的监管。政府要从长远角度去考虑幼儿园的安全问题，提高监管力度和加强相关立法，提高犯罪成本，严格对相关部门及其责任人进行问责，最大限度避免此类事情发生。同时，药监部门不能只在事后进行补救，而要把工作做在前面，预防此类恶性事件发生。对于园内发生的违法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也应健全幼儿园医疗卫生保健室的准入资质审核以及日常监管机制，及时消除幼儿园中潜在的安全隐患。

　　第五，提升幼儿园的办园门槛，让有爱心和善心的从业者来从事幼儿教育。无论幼儿园以何种性质存在，公立也好，民办也罢，都需要一批有爱心、有善心的从业人员，关爱我们的下一代。对幼儿园的孩子而言，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关爱与呵护。明确幼儿园开办条件，设立较高的准入门槛，对公办或私立园都一视同仁，给予相应补贴。同时建立健全严格的法人或者一把手责任追究制度，要预防发生伤害幼儿的行为，不仅要严格追责，更要让管理者有所畏惧。让真正有爱心、有善心的人来从事幼儿教育，才能让社会和家长放心。

　　第六，仿效欧美国家，在幼儿园中成立家长委员会。让家长们有合理、合适、合法的渠道参与到幼儿园的日常管理、监督、评价中，从而发挥家长的作用，让家长有个维权的渠道。家长代表会定期或不定期对园内的饮食、教学等进行考察并提出意见，督促园方改进。当然，家长们应创造条件，积极与园方协商，热情参与到家长委员会的工作中，切实起到保障孩童权利、监督园方运行的作用。

　　第七，通过一些“短平快”的方法集中强化培训一批高素质人员进入幼儿园保健医生队伍中。同时由大医院与幼儿园建立合作关系，定期给幼儿进行体检。国内著名医学院也应该多培养一些儿科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充实到儿科医生队伍中，让德才兼备的毕业生担任儿童的保健医生，家长们才能更放心。

　　第八，提高维权意识，呵护儿童成长。幼儿园“喂药”事件已然给孩子和家长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妥善处理是必须的，针对法律空白，尽快立法扎起保护孩子的篱笆，刻不容缓。但是，再完善、再严格的法律，也只能起到“篱笆”的作用，不能杜绝问题的发生。除了法律震慑之外，还必须有当事人的敢于、擅于维权，以及政府部门无真空监管的合力，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或避免问题的发生。

　　综上，要防止“喂药”事件的再次发生，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市民、家长等各方共同努力，多方行动，多策并举，形成合力。政府的相关监管部门，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发生的此类危机事件，政府要敢于自我问责，唯有这样，才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当然，针对“喂药”事件，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幼儿园喂药应该规范化，行政部门要加强监管，但不能绝对地全盘叫停。在流感易发季节，只要幼儿园事先和家长沟通好，并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从合法渠道买进合格药品，让幼儿服用一些预防疾病的药品也未尝不可。

　　总而言之，在一个文明与法治的社会里，对儿童的呵护应当是全方位的，对儿童保护的规定应当严密而细致的。通过法治为孩子们编织精细的保护之网，通过政府行使更多的监督权，在全社会形成儿童保护的普遍自觉，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也是我们赢得未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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