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2007年宏观调控政策)

2003年下半年，新一轮宏观调控的大幕拉开。调控政策出台不久，在有人不理解、困惑甚至牢骚满腹时，绍兴市委提出的“倒逼机遇观”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压力和动力，宏观形势及调控政策的新变化将“逼迫”大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谁先抓住这个机遇谁就在发展中赢得先机并赢得未来。“倒逼机遇观”是地方党委、政府对中央宏观调控深刻领悟和把握后作出的准确判断。在此基础上，绍兴市出台了新的产业导向目录，鼓励企业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绍兴只是浙江的一个缩影。在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浙江产业结构加速调整，以低消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置换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从而使得资源发挥更大效益。用“倒逼”的“苦”，换来了发展的“甜”。2004年，浙江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29.7%，而万元能耗却比上一年下降10.7%。随着时间推移，资源和环境约束越来越严酷的现实，使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开始意识到，新一轮宏观调控无疑是一个引发“效能革命”的历史性机遇。

4年来的实践显示，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着“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运行态势。这一成就来之不易，应该归功于宏观调控。正是党中央、国务院牢牢驾驭经济全局，引领着中国经济巨轮沿着正确的航道稳健前行。

新挑战、新认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关口，中央审时度势，冷静抉择，牢牢驾驭经济全局；本轮宏观调控，大大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这是我们面临的一场新考验：中国人均GDP已跨入1000美元的门槛，这一新的关键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将更复杂、更突出……

2003年以来，我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但“四高一多”（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多占地）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靠大量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来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路子再也不能走下去了。特别是2004年初，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煤电油运持续紧张等势头已经显现。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各种利益关系和各种参数变量越来越复杂。在这轮投资热中，民营经济已经成为重要力量。而在各地经济增长中，也存在着不合理因素和合理因素并存的现象。

复杂的局面带来了认识上的分歧：有人认为，既然是市场经济了，就应该让市场机制自动发挥调节作用，没有必要再进行调控；有人认为，经济尚未过热，通胀没有出现，调控会不会影响增长？

究竟要不要调控？怎么调控？正是在这样的复杂局面下，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科学决策，果断作出了一系列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和部署。

事实上，早在200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对我国经济形势作出了清醒判断。会议强调，愈是形势好，我们愈要清醒看到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清醒头脑。

2004年4月26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会议明确指出，目前经济运行中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特别是一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快。

2004年以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经济形势。一系列内容实、力度大的调控政策接连出台。

2004年的春天，江苏铁本钢铁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受到严肃查处。铁本事件在全国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为谁发展、发展什么、怎么发展”成为各级干部思考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

经济增长出现周期性变化和波动总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经济持续增长时间的长短和波动程度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市场因素，也取决于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政府的调控。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认为，我国以往经济波动中经常出现的“大起大落”，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认识和把握经济波动规律，没有及时防止“大起”，而是等到经济陷于全面过热而难以为继时，才不得不进行被动调整。

实践越来越清晰地传达了这一点———宏观调控将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全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根据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宏观调控会有不同的政策取向、操作步骤、松紧力度和实施重点。

新探索、新经验：宏观调控六大基本经验凸显了中央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超能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过程，实质是加深理解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

我国经济总量的放大和结构、体制、增长方式问题的凸显，要求我们既要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又要及时消除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这就对宏观调控提出了很高要求。

实践证明，这是一次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特色鲜明的宏观调控。几年的宏观调控实践，我们汲取了一些弥足珍贵的经验：

———在时机上，是见微知著，主动调控。

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部分行业出现局部过热时，中央就适时、适度地进行主动调控。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评价说，见事快、动手早；见之于未萌、防之于未然，是这次宏观调控的重要特点，也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明显效果的重要原因。

2005年上半年，针对房地产业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比较集中的宏观调控，又一次防止了局部问题转为全局问题，进一步延长了经济周期在适度高位的运行。

2006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在火热的投资和充裕的资金推动下，经济增长可能由偏快转向过热。技巧日臻成熟的调控及早出台，适度微调，多次“点刹”，较好地控制了经济运行的“加速度”。

———在目标任务上，是总量调控、结构调控和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

现实中，往往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出现总量失衡问题，总量失衡实际上是结构失调的表现，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是结构问题。

通过粗放扩张追求GDP高速增长，是近年经济生活中三个“过”的根源，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这三个“过”是相互联系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卓元对此有过精辟形象的描述———投资增速过快，生产能力大大提高，而消费需求是相对稳定的，生产的大量产品就要出口，造成外贸顺差过大；顺差过大，一结汇，央行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央行被迫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因无法用票据等完全对冲掉），造成流动性泛滥；货币过多使贷款猛增，刺激投资增加……如此循环往复。

———在实施原则上，不是全面紧缩，而是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不“急刹车”，不“一刀切”。

一方面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盲目发展，另一方面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普照在农业、教育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我们迎来了一个历史性转向。2005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入更多地转向农村。这无疑是今后几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大动作”，表明党和政府已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在节奏上，是渐进式的，由未雨绸缪、冷静观察到温和预警、适度微调，再到适时加大力度，对看准了的问题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

灵活多次“点刹”的艺术集中体现在金融调控上。央行近年来多次动用相关货币政策工具，2006年至今已8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4次调整人民币基准利率，每次调整幅度都不大。小步渐进，而不是“急刹车”，在矛盾和问题还不是很严重时进行多次微调。

———在手段上，多手用力，既重视用经济、法律手段，也适当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

除了采用货币政策等调控手段外，这次宏观调控手段更加多元化，增添了很多新的元素，从金融领域向土地、资源节约等领域拓展，通过政策的组合作用提高了调控的有效性。

行政手段在这次调控中也有所创新。征地、环评和项目审核程序执行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宏观调控的成效。2006年宏观调控的关键词之一就是“项目清理”。2007年年初国家环保总局首次启用“区域限批”政策，这是环保部门近30年来首次启用的行政惩罚手段。

2006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严肃查处了违规建设的内蒙古新丰电厂项目，并对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予以通报批评。此前，中国罕有省级政府因执行中央政令不力而被通报批评的情形，这充分反映出中央确保宏观调控政令畅通的坚定决心。

———在保障上，坚持标本兼治，深化改革。

宏观调控措施和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是密切配合，相得益彰。2004年调控之风劲吹之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投资体制改革相继推出。这两项改革，其基本精神都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按照传统观念，调控时期推出这样的改革是不可思议的。这确实需要巨大的气魄和胆略，充分体现了中央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信心。

改革的号角已然吹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试点有了重大进展，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愈趋深化，电信、民航、电力等行业引入竞争打破垄断，煤炭资源“有偿使用”改革开始试水，外资并购新规开启利用外资战略调整序幕，“区域限批”、“构建五大督查中心”等使污染减排这一约束性指标真正硬起来，投资、金融、财税、外贸、证券、社保等各项改革整体有序进行……

新形势、新任务：围绕“好”字做文章，切实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

今年一季度的高增长奠定了全年中国经济运行基调。实实在在的成效，印证了宏观调控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并将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始终。

但仍然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值得我们警醒，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偏快的趋势有所加剧，固定资产投资存在反弹压力，贸易顺差继续增加，流动性依然偏多，在此背后潜藏的是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

由此，我们深切感受到，这一轮宏观调控最鲜明的特色、最深刻的目的，以及留给我们最重大的启示即在于：不是就调控而调控，而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道路的变革，增长方式的转换和前进模式的调整。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重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近些年来经济过热苗头一再出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GDP最大化，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搞粗放扩张。在某种意义上讲，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调控地方政府盲目扩张的行为。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重在强化利益协调功能。调控的成败得失，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执政党和政府能否自觉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要从全局出发，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既考虑全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又兼顾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特别是照顾困难群众的利益。

我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试图单独解决某一个问题不但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反而会使矛盾在不良循环链中进一步积累。应该注意调控政策之间的统一性和差别性，使各种调控政策相互配合、协同运作，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发挥作用，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整体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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